甘薯又叫什么(甘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

甘薯又称红薯、番薯、朱薯、芋头，北方人又称之为地瓜，它既可以吃瓜，又可以吃粉，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曾经何时，它曾经是我们小时候的主要食品。

你知道红薯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传入我国的吗？今天，就聊聊这个问题。

科学家J.B.埃德蒙等认为。甘薯起源于墨西哥以及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到秘鲁一带的热带美洲。A.von. 洪堡援引哥马拉记载:哥伦布初谒西班牙女王时,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甘薯献给女王。

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甘薯。西班牙水手把甘薯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再传至亚洲各地。

甘薯传入中国通过多条渠道,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均有有关记载。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此书还说：“以得自番国故曰番薯。以金公始种之，故又曰金薯。”

又据陈振龙 6世孙陈世元及其子陈云，他们先后以甘薯传种于鄞州(浙江宁波)、胶州、青州（山东省青岛、益都一带）、豫州（河南朱仙镇一带）各地，渐次在浙江各地传播，时为清乾隆二十年前后。

以上史实证明甘薯系在16世纪末叶从南洋引入中国福建、广东，而后向长江、黄河流域及台湾省等地传播。目前中国的甘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占世界首位。

甘薯的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

这一年春天，在菲律宾吕宋岛，当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进入移民陈振龙的视野时，他想起四千里水路之外的家乡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红土地。

这一年，陈振龙50岁。他出生于福州府长乐县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考取过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长的年月，一方面是科举艰难、“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经商风潮弥漫于东南诸省，“中产子弟，什五游食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振龙也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来于闽省和菲律宾吕宋之间”。

当时，有大批闽商前往吕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吕宋仅有华侨“约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队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大量采购生丝、棉布、陶瓷等中国商品。短短二十余年之内，“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明史·吕宋列传》）。

西班牙人带来的，不仅有滚滚银币，还有原产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史料记载，朱薯进入吕宋，约在1565年。西班牙人征服吕宋诸岛后，“红夷常患粮米不足”，于是大规模推广甘薯种植。

到1593年，甘薯这种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吕宋已“被山蔓野”。陈振龙看到，当地土著“随地掘取”、“以佐谷食”（《金薯传习录》）。

朱薯价格极贱，并且极易引种，尺许薯藤便可“随栽随活”。然而，将薯藤带出吕宋，颇费了陈振龙一番周折。

在西班牙长达三百多年的统治中，他们对于这种东西管理的十分严格，严禁任何人把红薯带出吕宋，一旦被发现就是杀人的下场。

《金薯传习录》记载：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他们还在海关层层盘查。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另一说“编入藤篮”），混过关卡后，经七昼夜航行返回福州。

航船抵达福州的日子，是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几天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草拟了一份禀贴，游说福建巡抚金学曾“行知各属”、“效法栽种”；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土性不合”，在纱帽池胡同住宅一带，陈氏父子寻“舍傍隙地”，开始“依法栽植”。

先薯亭，是为了纪念明万历年间引种和推广番薯的华侨陈振龙和巡抚金学曾而建。

四个月以后，朱薯引种成功。经“启土开掘”，陈氏父子发现，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福建巡抚金学曾得知后振奋不已，在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之后，他认为朱薯的引种，“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金薯传习录》）。

当年冬天，来自吕宋的朱薯，被命名为“番薯”。

对福建移民来说，番薯的成功引种，可谓恰在其时。

引种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随即，番薯的触角又延伸进闽东、澎湖和台湾。当郑成功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官杨英告诉他，当地“唯有番薯”（杨英，《先王实录》）。

此后，康熙初年，浙江温州、广东潮汕种植番薯的记载，也开始渐渐出现。不过两代人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东南红土带“民生赖以食”、“旱潦凶歉赖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甘薯在江南的推广，却一波三折。

在陈振龙吕宋引种前后，几个浙江籍远洋商人也从日本带回了薯藤。然而，仅仅出于新鲜，普陀山的几个和尚才在寺前庙后种植了几株，它从未传播开去。而康熙初年，当陈家的第四代人、陈经纶之孙陈以柱携薯种前往鄞县（今宁波），试图让番薯在浙江生根发芽时，他同样铩羽而归。

陈以柱常年在鄞县经商。刚刚抵达江南时，他担心番薯“与土宜不协”；几个月后，番薯“经秋成卵，大逾闽地”，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效。然而，喜出望外之余，任凭陈以柱如何反复宣示，“教其土人如法布种”，也没有几家农户肯接受他的薯种。对鱼米丰美、异常富庶的江南来说，这种非果非粮的食物，几乎是多余的。

或许，也正因此，它的又一轮传播，只能跟随几百万贫贱流民的苍凉脚步。

也是康熙初年，清政府下达“迁海令”。船只、房屋、稻禾一概焚毁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内地山区迁移，“违者立斩不赦”。

在持续二十余年的迁海中，千万难民走向深山，“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侥幸活下来的人儿，在贫瘠的坡地上开始了新的春播秋收，他们在洼地种下了稻谷、麦子，在丘陵种下了番薯以及另一种外来的农作物玉米……闽西、江西、广西乃至安徽，从此处处可见淡紫色的番薯花。

康熙三十三年，清圣祖康熙下《招民填川诏书》，启动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在几十万湖广贫民之外，江西、广东、陕西……多达十余个省份的雇农佃农、无业游民，也纷纷加入了西迁的行列。

这次迁徙，涉及几百万人，跨度近百年，而在浩荡的人流中，包含了上百万的客家人。正是他们将番薯带进了遥远的四川。

还不仅于此。大移民带来的连锁反应出现了，“湖广填四川”之外，是江西填湖广、客家填江西……几尺薯藤，从此在长江流域处处扎根。它并沿着一个个集镇，以扇面形状不断扩散开来。

乾隆年间，大移民风潮渐渐落幕了，然而，甘薯的故事没有结束，尽管它已遍布了长江以南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开始了向黄河流域的进发。

将甘薯种带到黄河流域的，是陈振龙的又一个后裔，五世孙陈世元。

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史料只是勾勒了一个简单的陈世元形象：和陈振龙一样，他亦儒亦商，年轻时曾是监生；此时，他已步入中年，并生育了三个儿子。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他又一次以商人身份来到山东胶州（今青岛）古镇口时，他发现往昔富庶的胶州天灾横行、饥馑四野。他后来写到：“时东省旱涝蝗蝻，三年为灾。”

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个家族关于甘薯的情结。而他颇有担当、略具古风的性格，使他从一开始，就以浩大的手笔、长久的努力，以及周密的思虑，在黄河流域推广着百余年前他的先祖从吕宋带来的薯种。

在古镇口，他同样进行试种。不过，风险和荣耀，此时超出了一家一姓的范围，他邀约他的两个朋友，余瑞元和刘曦加入这个事业。

次年，他们集资购买了农具、招募了几名有丰富经验的壮年农夫，垫付路费工钱前往胶州。一开始，古镇口的试种失败了，“（因）地早寒，人不知藏种至春萌生，（成活者）十仅二三”。

乾隆十六年，他们再次集资，“雇人回闽赶运补其缺乏”。这一年，试种大获成功，“秋间挖掘，子母勾连，如拳如臂”。古镇口居民先是“乃各骇异”，继而“咸乐受种”。

古镇口推广成功后，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胶州、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这一期间，不仅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和陈树先后参与，并且，一本薄薄的《金薯种植法》也开始风行于黄河沿岸。番薯的传播，得到了各省地方官员的大力扶持。

乾隆十八年，陈云携带薯种前往胶州州治，知州周于智当即出示布告，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而当地举人纪在谱也“各庄传种、受法适收”。

次年，甘薯传入潍坊，举人王某召集亲邻，“竞来传习，处处埋掘”。而不久后，山东布政使李渭更让人以快板的方式，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甘薯。

山东之后，是河南、直隶。乾隆二十二年，陈云及其幼弟陈树以朱仙镇为中心，开始了河南全省的推行；与此同时，陈世元的两个朋友，余瑞元和刘曦也结伙前往北京通州，不仅试种成功，并使甘薯风行于长城内外。而此时，年迈体衰的陈世元，已经在自己福州的寓所里整理《金薯传习录》一书了。

胶州、潍坊、朱仙镇、通州……这些四通八达的地名，不久后让甘薯传习北方各省，传习四海。饿殍遍野的景象，似乎渐渐淡出生民的视野了。

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陈振龙渐渐成为福州民众心中的城隍神，人们封他为“水部尚书”。直到今天，走进福州的许多街巷，依旧可以看到他的寺庙，他的名字。

到了清朝，已经是全国范围都有种植了，这种容易生长，而且产量很高的农作物从此就成了救人无数的好东西。这才有了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国有了四亿人口而不被饿死。

很多中国人都记得，从青黄不接的荒春起，全家人的命就靠一地窨子红薯了！因此，说甘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命，一点也不为过。